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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宋:未满十二,是关中之主115元熙元年(1/2)

    新年元日,司马德宗下诏,废义熙年号,改元元熙,即日起,便为元熙元年419年。

    建康城内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,家家户户换了新的桃符,所谓桃符,即桃木纸板,上面画着神荼、郁垒二神的画像,钉在门上,用以驱邪镇鬼。

    直到唐代以后,才由秦叔宝、尉迟敬德代替了二神。

    城里的热闹与刘义真无关,他如今搭乘船只,正航行在江面上。

    甲板上,刘裕对谢晦感慨道:“来时顺流而下,日行二百里,如今溯流而上,日行却不过五十里,走水路往襄阳,其实速度与陆上行军无异。”

    《唐六典.卷三.户部》记载:船只在载重的情况下,于黄河行舟,顺流而下者,日行一百五十里,溯流而上者,日行三十里。

    于长江行舟,顺流而下者,日行百里,溯流而上者,日行四十里。

    当然,这只是唐朝时的水运规定,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,譬如刘义真南下时,正赶上丰水期,所以能够日行二百里。

    如今溯流而上,又赶上了枯水期,所以能够日行五十里。

    谢晦闻言,笑道:“乘舟而行,世子能够减少将士们远征的疲劳,臣但恨没有一条水路由荆州直通长安。”

    刘义真深有同感,走水路的唯一优势,就是不需要士兵们用两条腿赶路。

    否则,从建康到襄阳,要走一千五百里,从襄阳到长安,又有九百六十里,合计足足二千四百六十里的路程,只怕就算赶到了长安,也是人马俱疲,没有一两个月的休整,根本缓不过来。

    刘义真算了算时日,他走水路到襄阳,正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,再由北岸的樊城下船,走陆路往长安,因为没有携带粮草辎重的关系,可以轻兵疾进,日行七十里,大概十四天能入长安。

    全部行程合计四十四天,等到了长安,再休整半个月,大概在三月初的时候就可以东出,那个时间点,春耕也基本结束了,可以大肆征召民夫,并不会影响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。

    这也是刘义真挑在这个时间点北上的原因。

    通常情况下,打仗也讲究不违农时,否则耽误了耕种与收获,只会越打越穷,落得个穷兵黩武,自取灭亡的下场。

    刘义真突然感慨道:“外患在西,在北,建康偏于东南一隅,实在难为都城。”

    如果一旦关中真的有事,光是行军都要走四十四天,还有从长安传递消息的时间,以及征召兵马、筹集粮草的时间,迭加在一起,至少要三个月,救兵才能赶到。

    而且到了之后,还不能马上投入战斗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下,只怕黄花菜都凉了。

    明初能够从南京发动北伐,前提是元朝政府历经五十年的持续开凿与疏通,最终完全贯通了那条三千余里长的京杭大运河。

    除非刘义真肯花费十余年,乃至数十年,开凿一条贯通长江、黄河的大运河,否则,根本不可能由建康发动北伐。

    杨广能在五六年内开通运河,是有杨坚开创盛世为基础,如今的东晋,未来的刘宋,可都没有这样的家底。

    因此,刘裕、刘义真父子但凡还有进取心,在未来定都时,就不可能选在建康。

    原时空的刘裕定都建康,是因为关中之变后,折损了大量的精兵强将,且后嗣暗弱,属于无奈之下的选择。

    也正因为刘义真的异军突起,才让刘裕重新生出了定都洛阳的心思,但又被刘义真与一众心腹打消了这个想法。

    谢晦闻言,好奇道:“臣近日听闻,宋王有意迁王都于寿阳,将来天子行尧舜之举,宋王是否要定都寿阳。”

    陈郡谢氏的根基在会稽,谢晦自然不希望都城迁离建康,哪怕是寿阳,距离会稽也有千里之遥,一旦远离了中央,家势必然要走下坡路。

    刘义真知道谢晦的担心,笑道:“谢卿不愧是宋王的心腹,以寿阳为王都,只不过是宋王在与我商议的时候,临时起意而已,想不到这么快就传到了谢卿的耳朵里,至于将来定都何处,不瞒谢卿,我也并不知晓。”

    说罢,刘义真安抚谢晦:“谢卿原籍豫州陈郡,如今在江东,也不过是客居而已,待将来朝廷迁离建康,谢氏亦可同往,何必执着于留在江东。”

    谢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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